诸葛亮的录尚书事和刘巴的尚书令重复吗？
一、 尚书令（Shangshu Ling）
官职起源与演变： 尚书令是中国古代中央官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职位，其起源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的“尚书”，负责掌管国家政事，特别是皇帝的文书、命令和奏章的起草、传递与执行。在汉代，尚书成为中央政府的最高行政机构，其长官即为尚书令。
核心职能：
总管中央事务： 尚书令是尚书台的长官，尚书台则是汉代乃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处理国家日常政务的最高机构。因此，尚书令最核心的职责是总管全国的政务，主持尚书台的工作。
审议奏章与起草诏令： 尚书令负责审阅各地、各部门的奏章，并根据皇帝的旨意起草诏令、命令等。可以说是皇帝的“秘书长”和“总管家”。
管理百官： 尚书台下设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曹，分别掌管人事、财政、礼仪、军事、司法、工程等具体事务。尚书令通过这六曹来管理和调度全国的官僚体系。
地位极高： 尚书令的地位非常崇高，往往是宰相或位列三公的重要大臣担任。在某些时期，尚书令甚至可以被视为事实上的宰相。
刘巴担任尚书令的背景： 刘巴在三国时期（蜀汉）担任过尚书令。当时蜀汉的尚书台同样是处理国家政务的核心机构，刘巴作为尚书令，自然承担了总管蜀汉政务、审议奏章、起草诏令、管理百官等重要职责。
二、 录尚书事（Lu Shangshu Shi）
官职起源与演变： “录尚书事”并非一个独立的、固定的官职名称，而是一种特殊的职权或加衔。它的出现是为了应对某些特殊情况，例如当尚书令（或其他主管官员）因故无法完全履行职责，或者皇帝希望赋予某个重臣更大的权力来处理尚书台的事务时，会授予“录尚书事”的头衔。
核心职能：
参与或代理尚书事务： “录尚书事”的本意是“记录尚书事务”，但其含义随着历史发展而演变。在更广泛的意义上，它意味着拥有参与、协助或代理尚书台事务的权力。
辅佐尚书令： 多数情况下，“录尚书事”是作为尚书令的副手或协助者，参与到尚书台的各项工作之中。他们可以审阅奏章、参与决策、起草文件等。
有时凌驾于尚书令之上： 在一些情况下，特别是当国家出现重大危机，或者皇帝对某位大臣特别信任时，“录尚书事”的权力可能会非常大，甚至能够独立地处理尚书台的事务，有时甚至会超越名义上的尚书令。这种情况下，“录尚书事”可以被视为一种“事实上的宰相”或具有极高权力的大臣。
诸葛亮担任录尚书事的背景： 诸葛亮在蜀汉政权中，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他长期担任过尚书令（他的最高正式官职是丞相），但他确实长期拥有“录尚书事”的权力。这通常是在他担任丞相的同时获得的，或者是在特定时期被赋予的。作为丞相，诸葛亮本身就已经是蜀汉的最高行政长官，而“录尚书事”的头衔则进一步强调了他对尚书台事务的直接参与和掌控。
三、 诸葛亮的“录尚书事”与刘巴的“尚书令”是否重复？
1. 概念上的区别：
尚书令是正式的官职名称，是尚书台的长官。
录尚书事是一种职权或加衔，表明可以参与或代理尚书事务，其具体权力大小和性质会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和皇帝的授权而定。
2. 在蜀汉的实际情况：
刘巴担任尚书令： 在刘巴担任尚书令期间，他理应是蜀汉尚书台的最高负责人，总管全国政务。
诸葛亮拥有录尚书事： 诸葛亮作为蜀汉的丞相，其权力本身就已经非常大了。当他被授予“录尚书事”的头衔时，这通常意味着他获得了直接参与和处理尚书台具体事务的权力。在诸葛亮掌权时期，尚书台的所有重要奏章和政务，最终都需要经过他的批准和处理。
3. 是否重复，关键在于“谁是名义上的尚书令，谁拥有录尚书事的实际权力”：
如果刘巴是名义上的尚书令，而诸葛亮是录尚书事： 理论上，刘巴是尚书台的长官，但诸葛亮通过“录尚书事”的职权，能够直接介入和处理尚书台的各项事务，甚至在实际操作中可能拥有比刘巴更高的决定权。
在诸葛亮时代，并不存在刘巴作为尚书令与诸葛亮作为录尚书事同时并存的情况（至少在我检索的史料中如此）。 诸葛亮是在刘备去世后，尤其是在其主持朝政期间，才更明确地拥有“录尚书事”的权力，以辅助其丞相之职，并更有效地处理繁杂的政务。他作为丞相，其权柄已经很大，授予录尚书事只是进一步强化了他对尚书台事务的掌控。
如果一个时期内，既有尚书令又有录尚书事，那么录尚书事往往是为了辅佐或加强尚书令的权力，尤其是在丞相缺位或能力不足的情况下。 但在诸葛亮作为事实上的最高权力者时，他的“录尚书事”就意味着他已经将尚书台的事务揽于一身，或者至少是绝对的主导者。
结论：
诸葛亮的“录尚书事”和刘巴的“尚书令”在概念上是不同的：尚书令是尚书台的正式长官，而录尚书事是一种职权或加衔。
然而，在实际政治运作中，尤其是在诸葛亮执政时期，他拥有“录尚书事”的权力，意味着他能够直接、深入地处理和主导尚书台的各项政务。这种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等同于甚至超越了“尚书令”的职权范围。
可以这样理解：
刘巴的尚书令是作为一个国家机构的法定最高行政长官，负责具体运营尚书台。
诸葛亮的录尚书事则是一种“权力附加项”，表明他有权直接进入尚书台的核心运作，并对其政务拥有最终的拍板权，无论名义上的尚书令是谁（如果当时存在的话）。在诸葛亮时期，他的录尚书事权力的实际效用和覆盖范围，已经使得这个头衔的意义变得非常重大，足以与最高的行政权力画等号。
因此，它们并非完全相同的官职，但诸葛亮的“录尚书事”赋予了他处理尚书事务的极高权力，这在实际效用上与“尚书令”这一最高行政官职的职责有很大的重叠和交叉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普通的尚书令。 它们重复与否，更多地取决于“录尚书事”在特定历史时期所赋予的具体权力边界，以及当时名义上的尚书令是否还保持着实质性的权力。在诸葛亮辅政时期，他的“录尚书事”已经代表了对国家政务的绝对主导。
网友意见
这个问题问的太好了，简单的回答是不重复。但是深究起来，在「录尚书事」之后，类似的「动宾结构」的差遣设置在历史上一再发生，而「录尚书事」可以说是开启了这一滥觞。
一个理想的朝廷，每个人各安其位，高官的职位都是预先设计好的。 这种职位一般是名词：比如太傅、太师、太尉、国相等等。这个时候，君权——不管是天子还是后来的皇帝，本质上是把权力都代理出去，不进行微操作的。皇帝只管用人和平衡，而让自己用的人去处理各种具体的事务。这也是儒家所向往的三代之治，所谓帝王垂拱而天下治。
但是问题在于，即便是在现代，职业经理人的道德风险问题都一直是个问题，古代的皇帝到哪里去找那么理想的下属呢？而皇帝是靠血缘传下去的，又如何能保证每个皇帝都有足够的能力去识人用人平衡朝堂呢？
故事要从西汉中期说起。汉武帝是毫无疑问的雄才大略之主，一般这样的君主继位之后，都会觉得官僚体系「用的不顺手」，无论是从效率上还是从实际效果上都不让人满意，所以君主要「乾纲独断」。原因很简单，西汉宰相权重，皇帝想要做事情都要通过宰相为首的外廷来过问，这一来二去，不算讨价还价，就是通过这层层的中间人处理和批复，汉武帝就受不了。于是汉武帝在宰相之外，用「尚书」来侵夺了宰相的奏议之权。
「尚书」本来地位是非常低的。看宫斗片的多少都知道「尚衣院」、「尚食局」之类的后宫职位。其实「尚书」开始和他们地位差不多，都是在皇帝后宫里面的仆役，只不过刚好「尚」的是书而已。
但是既然存在这个职位，汉武帝就拿过来委以重任，直接和自己沟通，称为内朝。相当于皇帝可以亲自对具体的政务进行决策。而尚书的班子既然扩大了，总要有人来管，这个统领也是现成的「尚书令」。于是在汉武帝的直接指挥下，尚书令和手下的四曹尚书直接接受大臣的奏本，由皇帝居中乾纲独断。既然皇帝不需要丞相就能看到奏本了，宰相的权力自然就被侵夺了。
但是汉武帝不是长生不死的。汉武帝之后，留下年幼的汉昭帝。这一套体系就有点要崩盘了。因为宰相之权被尚书侵夺，而尚书直接和皇帝沟通，而皇帝又年幼，怎么办呢？以前托孤可以直接托孤给丞相，因为丞相就是一国的行政最高首脑，皇帝如果小，基本上不需要做什么都可以。而现在难道托孤给尚书令么？尚书令曾经是少府的属官，而托孤重臣往往已经是丞相、太傅、大将军、大司马之类，总不能让这些高官去屈就当尚书令吧？这样托孤反而是贬斥了。再说，尚书令职位低，正面朝堂对抗，也压不住很多职位更高的大臣。
于是，一个动宾结构的差遣「领尚书事」就被造出来了，这样可以让重臣带着原有的官职去统领尚书台。第一个领尚书事，就是汉武帝的托孤大臣霍光。霍光通过尚书台的控制，帮助汉昭帝来打理朝政。后来宣帝亲政，宣帝自己「省尚书事」，其实就是这个职位不给别人了，恢复到汉武帝时期皇帝自领的情况。
到东汉开国，汉光武帝刘秀，既是一个雄主，又是一个喜欢管事「好吏事」的。于是刘秀把尚书的职能更加的细化，所谓「六部尚书」就是从光武帝开始的。这个时候真的宰相——太尉、司马、司空等等，反而要退居二线，成为具体的官员，而非总览朝纲的宰相。然而刘秀和刘庄去世之后，东汉开启了幼主临朝的时代。于是「尚书」又需要人代理，像跋扈将军梁冀，就是大将军录尚书事，所以能够大权独揽。至于后来的董卓、王允、曹操，个个都在其执政期间挂着「录尚书事」的帽子，不如此，无以明正言顺的干预朝政。
现在可以回答题主的问题了，蜀汉也是用的汉朝制度，刘巴的尚书令，说明他是尚书台的长官，负责统领诸尚书，算是秘书长；而诸葛亮的丞相加「录尚书事」，是名正言顺的国务总理。两者并无重复，只是君主制下皇帝能力波动的锅。
当君主热衷于亲自管理国家的时候，往往喜欢单搞一套班子绕开外朝，而绕开外朝的这一套系统逐渐的就获得了权力；等继任的君主没有能力作为内朝的行政核心处理政务的时候，就不得不由外朝的大臣挂内朝官来处理政务，于是这套班子开始外朝化，等着一个英主再开辟一套班子……
这种类似的事情，在汉代之后还发生过很多次。到了唐朝，尚书令、中书令彻底脱离了内朝，成为位高权重的官职名称，于是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」和「参知政事」这样诡异的差遣应运而生，作为真宰相，和皇帝共同在政事堂讨论国家大政，而尚书令、中书令则只是作为荣衔。到了五代，职位变动频繁，于是连各个地方的长官也都逐渐差遣化，成为「知XX州府事」，「权发遣XX州府事」…… 从大的方面来看，这些其实都可以看做是君主「用人的灵活性」和君主本人能力在历史的天平两端来回变换的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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