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羽失荆州，糜芳需要负责吗？
首先，我们得明确一下荆州的重要性。荆州在当时那可是个战略要地，是刘备集团的命脉。它连接着东西，既是北伐曹魏的前沿阵地，也是东吴的屏障。谁能控制荆州，谁就能在三国鼎立的局面中占据主动。所以，关羽镇守荆州，那绝对是刘备集团的重中之重。
再来说说关羽。关羽这个人能力毋庸置疑，那是万夫不当之勇，军中之胆。但他也有他的缺点，最突出的一点就是“骄傲自负”。他镇守荆州期间，对东吴的孙权一直颇为傲慢，甚至有些看不起。跟东吴缓和关系，维持住荆州侧翼的安稳，这是他必须要做的，但他却做得很糟糕。他围攻樊城，那是孤军深入，把主力都调了出去，荆州留守的力量就显得捉襟见肘了。
现在我们来看糜芳。糜芳是谁？他是糜竺的弟弟，糜夫人的哥哥，是刘备集团元老级的人物，算是刘备的亲信。他被派驻守南郡，这是荆州的关键一环，负责粮草和军需供应。
那么，糜芳到底做了什么，又错在哪儿呢？
一、粮草供应问题：
在关羽北伐围攻樊城期间，粮草供应是至关重要的。根据史书记载，关羽确实向后方催促过粮草，而南郡的粮草供应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。糜芳作为南郡的最高长官，对粮草的筹措和运输负有直接责任。
问题出现在哪里？ 是糜芳能力不足，没能及时筹措足够多的粮草？还是他故意懈怠，导致粮草供应不畅？史书对此的描述比较模糊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当关羽军队急需粮草支援时，糜芳这边没有能够及时、足量地送到。而关羽在战场上的“缺粮少饷”是导致他无法持续攻势，不得不撤退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“缺粮少饷”有多严重？ 我们可以想象，在寒冬腊月，围攻坚城樊城，士兵们不仅要面对敌人的反击，还要忍受饥寒交迫。如果粮草供应出了大问题，士气必然会受到严重影响。关羽最终不得不放弃樊城，转而撤退，粮草危机是直接导火索之一。
二、军心士气和内部矛盾：
除了粮草，糜芳可能还在其他方面存在问题，这些问题累积起来，最终导致了荆州的沦陷。
与关羽的关系： 史书并没有详细记载糜芳和关羽之间具体的矛盾，但我们可以从一些细节推测。关羽的性格是出了名的刚烈，对部下要求极高，而且“骄兵”的毛病让他可能不怎么看得起糜芳这样在后方负责后勤的人物。而糜芳出身名门，又是皇亲国戚，可能也有些自己的傲气，或者是因为关羽的严苛而心生不满。这种将帅之间、上下级之间的不和，很容易在关键时刻暴露出来。
“人心惶惶”： 孙权派吕蒙袭取荆州，当时负责镇守南郡的，正是糜芳。当吕蒙大军压境时，南郡的守军并未能做出有效的抵抗。这其中有多重原因，但糜芳的作为是关键。
“城门大开”的传闻： 很多说法认为，在吕蒙袭来之际，糜芳因为不满关羽，或者是被东吴收买（虽然这个说法缺乏直接证据，但也是一种解读），竟然“开城投降”。我们得知道，南郡当时是荆州的重要门户，一旦南郡失守，整个荆州就等于门户洞开，关羽的前线部队就成了孤军。
那么，糜芳到底要负多少责任？
我们不能简单地说“都是糜芳的错”。这场悲剧是多方面因素叠加的结果：
关羽的责任： 关羽的骄傲自负，导致他与东吴关系恶化，也可能导致他忽视了对内部力量的整合和对后方稳定的重视。围攻樊城，孤军深入，是将自己置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。如果后方稳固，粮草充足，即使东吴发难，他也有回旋的余地。
东吴的策略： 吕蒙的偷袭之计高明且果断，利用了关羽北伐的空档期，也抓住了荆州内部可能存在的弱点。
糜芳的责任： 尽管我们无法断定他是否“主动叛变”或者“卖国”，但作为负责南郡粮草供应和防御的将领，他未能及时、有效地解决粮草问题，导致关羽前线陷入困境；而他在东吴大军压境时的表现，无论是因为恐惧、不满还是其他原因，最终导致了南郡的失陷，是直接导致荆州大片区域落入东吴之手的关键人物。可以说，他在荆州防线上，起到了“决定性”的负面作用。
总结一下：
糜芳在关羽失荆州这件事上，毫无疑问要承担重大责任。他的责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：
1. 后勤补给的失职： 直接导致关羽前线军队的困境。
2. 关键时刻的失守： 他的失职或被动，使得南郡这个战略要地轻易落入敌手，为东吴的全面进攻打开了方便之门。
然而，我们也不能把所有责任都推到糜芳一个人身上。这场失利，是关羽战略上的失误、对盟友关系处理不当，加上东吴的精妙计策，以及糜芳在后勤和防守上的关键性失误共同作用的结果。
可以说，关羽失荆州，是“时势”、“战略”、“个人能力”和“内部因素”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悲剧，而糜芳，无疑是这个悲剧链条中，最容易被人们指向，也最难逃脱责任的一环。他的一举一动，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荆州这个战略棋局的最终走向。
网友意见
当然要负责。
虽说麋芳早年抛弃了彭城相的职务，跟着刘备走上了一条不归路，但刘备后来发达了也没有亏待他，任命他为南郡太守。当时关羽也不过是区区襄阳太守，而麋芳的职务是和他平级的，待遇可想而知。
但是麋芳并没有安分守己。
实际上，
早在关羽还在南郡，没有出师北上的时候，麋芳就已经和孙权暗通款曲了：
《吴录》：初，南郡城中失火，颇焚烧军器。羽以责芳，芳内畏惧，权闻而诱之，芳潜相和。及蒙攻之，乃以牛酒出降。
关羽北伐，麋芳、士仁负责军资接济，因为和关羽的私人恩怨而不尽力相救：
《关羽传》：又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，将军士仁屯公安，素皆嫌羽轻己。自羽之出军，芳、仁供给军资，不悉相救。羽言“还当治之”，芳、仁咸怀惧不安。
这就很不识大体了，和关羽有什么私人恩怨私下解决，拿国家大事开什么玩笑？想当初李典和张辽有杀亲之仇，合肥之战也没见李典因为这事在背后捅张辽刀子。
关羽的粮草需求激增，实际上是因为俘获了于禁七军的关系，一下子多出了三万多人，粮草供应会出现问题并不奇怪：
《吴主传》：会汉水暴起，羽以舟兵尽虏禁等步骑三万送江陵，惟城未拔。
紧接着才出现了《吴书》里所记载的关羽“擅取湘关米”的问题。
实际上，
湘关的记载应属于《吴书》伪证，
有关问题在我的文章中已有所考辨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移步一观：
最后说说麋芳坚守的问题，
实际上，
即便是在关羽挥师北上的条件下，如果麋芳、士仁坚守不降，吕蒙也照样打不下荆州，有几件事就很能说明问题：
《吕蒙传》：羽果信之，稍撤兵以赴樊。
这是发生在吕蒙称病、陆逊代守之后的事，关羽对此的态度是【稍撤兵】，可见荆州防务并不是完全空虚。“稍”字固然存在“逐渐”和“少许”两义的争议，我这里站“少许”说，是因为考虑到关羽调兵北上应该是发生在该年10月份（否则孙权不至于等到闰10月才动兵，且8月份水淹七军之后，吕蒙托病、陆逊传信、关羽调兵，来来去去都会花费漫长的时间），而这时前线战况已经吃紧，关羽既然决意调兵，断无令其从容北上的道理，且如果是“渐渐抽兵”，每次只来一小部分的话，对于大局的意义也就小了很多，关羽应该不至于如此：
《吕蒙传》：蒙至寻阳，尽伏其精兵舳舻中，使白衣摇橹，作商贾人服，昼夜兼行，至羽所置江边屯候，尽收缚之，是故羽不闻知，遂至南郡。
对比215年吕蒙偷袭荆南三郡的事实来看，这次偷袭，吕蒙花的气力明显大得多，还弄出个白衣渡江，而这次关羽甚至还不在南郡，可见吕蒙连留守荆州的备兵也不想惊动：
《吴书》：将军士仁在公安拒守，蒙令虞翻说之。翻至城门，谓守者曰：“吾欲与汝将军语。”仁不肯相见。乃为书曰：“明者防祸于未萌，智者图患于将来，知得知失，可与为人，知存知亡，足别吉凶。大军之行，斥候不及施，烽火不及举，此非天命，必有内应。将军不先见时，时至又不应之，独守萦带之城而不降，死战则毁宗灭祀，为天下讥笑。吕虎威欲径到南郡，断绝陆道，生路一塞，案其地形，将军为在箕舌上耳，奔走不得免，降则失义，窃为将军不安，幸熟思焉。”仁得书，流涕而降。
纵观吕蒙两次偷袭，前后六个郡，只向其中三个郡派出过舌辩之士：一次是面对零陵太守郝普，一次是对公安将军士仁，再有就是对南郡太守麋芳。如果吕蒙能在短期内攻克公安、南郡，肯定就直接像袭取另外三个郡一样直接招呼了，根本不会多此一举。这也足证当时公安、南郡尚有一定抵抗力量。
再来说说麋芳的南郡，
实际上，
如果麋芳坚守，凭着南郡的城防，吕蒙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短期内攻下南郡的，因为南郡是关羽加固过的坚城：
《水经注》：(江陵)旧城，关羽所筑，羽北围曹仁，吕蒙袭而据之。羽曰:“此城吾所筑，不可攻也。”乃引而退。
《董昭传》：且羽为人强梁，自恃二城守固，必不速退。
南郡有多坚固？那城防是连关羽自己都怕的，而且他也坚信南郡不会轻易被攻克。
胡三省也评论说:
“羽虽见权书，自恃江陵、公安守固，非权旦夕可拔 。”
且南郡城中犹有敢战之人，如果麋芳没有那么快倒戈投诚，背水一战，犹未可知：
《虞翻传》：后蒙举军西上，南郡太守麋芳开城出降。蒙未据郡城而作乐沙上，翻谓蒙曰：“今区区一心者麋将军也，城中之人岂可尽信，何不急入城持其管籥乎？”蒙即从之。时城中有伏计，赖翻谋不行。
不仅南郡城中有敢战之士，就连沦为敌占区的零陵也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，零陵习珍和武陵樊胄就曾在此不久后反抗孙权，并以零陵七县之众威胁到北部武陵郡的安危，萤火之光几成燎原之势，最后还是孙权派了潘濬率领五千士卒才镇压下来，试想如果麋芳、士仁坚守不降，加上如此忠志之士襄助，荆州岂能轻易易主？
《襄阳耆旧记》：刘备以习珍为零陵北部都尉,加裨将军。孙权杀关羽, 诸县响应。欲保城不降, 珍弟曰:“驱甚崩之民, 当乘胜之敌, 甲不坚密, 士不素精, 难以成功。不如暂屈节于彼,然后立大效以报汉室也。”珍从之。乃阴约樊胄等举兵,为权所破。珍举七县,自号邵陵太守,屯校夷界以事蜀。”
《江表传》：武陵部从事樊伷诱导诸夷,图以武陵属刘备。
《襄阳耆旧记》：孙权遣潘濬讨珍, 所至皆下, 唯珍所部数百人登山自将。濬数书喻使降, 不答。濬单将左右, 自到山下,求与交语。珍遂谓曰:“我必为汉鬼, 不为吴臣, 不可逼也 。”因引射濬,濬还。濬攻珍, 围守月余,粮箭皆尽,珍谓群下曰:“珍受汉中王厚恩,不得不报之以死;诸君何为者!”即仗剑自裁。
且吴军攻城能力乏善可陈，当年袭取荆南三郡，就曾经被零陵太守郝普以一两千人的兵力遏于零陵而不能进，以致刘备有足够的时间亲自提兵赶回荆州。后来吴将诸葛恪又以20万兵力进攻魏国仅有3000兵力的合肥新城，连攻三月不克。关羽在南郡经营多年，城防固若金汤，以吕蒙这样和诸葛恪不相伯仲的能力，加之当时能动用的兵力不过四五万，如果麋芳坚守不降，吕蒙想打下南郡，简直是痴人说梦：
《吴主传》：权住陆口，为诸军节度。蒙到，二郡皆服，惟零陵太守郝普未下。会备到公安，使关羽将三万兵至益阳，权乃召蒙等使还助肃。蒙使人诱普，普降，尽得三郡将守。
《诸葛恪传》：（恪）于是违众出军，大发州郡二十万众，百姓骚动，始失人心。
《魏略》：及诸葛恪围城，特与将军乐方等三军众合有三千人，吏兵疾病及战死者过半，而恪起土山急攻，城将陷，不可护。特乃谓吴人曰：“今我无心复战也。然魏法，被攻过百日而救不至者，虽降，家不坐也。自受敌以来，已九十馀日矣。此城中本有四千馀人，而战死者已过半，城虽陷，尚有半人不欲降，我当还为相语之，条名别善恶，明日早送名，且持我印绶去以为信。”乃投其印绶以与之。
而东吴在兵不血刃的情况下获得的南郡城，也为后来东吴西线战场抵御曹丕入侵，为朱然在外援无功的条件下，以五千士卒悍然对峙魏国精锐长达六个月之久，最终顺利解围，获取“名震敌国”之成就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：
《朱然传》：魏遣曹真、夏侯尚、张郃等攻江陵，魏文帝自住宛，为其势援，连屯围城。权遣将军孙盛督万人备州上，立围坞，为然外救。郃渡兵攻盛，盛不能拒，即时却退，郃据州上围守，然中外断绝。权遣潘璋、杨粲等解围而围不解。时然城中兵多肿病，堪战者裁五千人。真等起土山，凿地道，立楼橹临城，弓矢雨注，将士皆失色，然晏如而无恐意，方厉吏士，伺间隙攻破两屯。魏攻围然凡六月日，未退。江陵令姚泰领兵备城北门，见外兵盛，城中人少，谷食欲尽，因与敌交通，谋为内应。垂发，事觉，然治戮泰。尚等不能克，乃徹攻退还。由是然名震于敌国，改封当阳侯。
《吴录》：曹真、夏侯尚等围朱然于江陵，又分据中州，瑾以大兵为之救援。瑾性弘缓，推道理，任计画，无应卒倚伏之术，兵久不解，权以此望之。及春水生，潘璋等作水城于上流，瑾进攻浮桥，真等退走。虽无大勋，亦以全师保境为功。
而麋芳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把一座坚城拱手让给了孙权，试想麋芳后来听到朱然凭着南郡城创下如此丰功伟绩，怕是连肠子都悔青了吧？
也不枉后来虞翻说他“当闭反开，当开反闭”，
当了投降派，还到东吴院子里耍威风，真是直把杭州作汴州～
这样的小人，
罪人而已，何须多议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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